可以说汪精未别说和江结時比了，就是和中山先生比，也可以称作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要是在西方，这种人一般会被称作“圣徒”。
实际上汪精未在国民党内越来越寡助，一方面是他缺少军事实力，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跟江结時比，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缺点。当然也可以说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从来不会帮追随他的人谋取任何利益，不论是钱财还是权位。久而久之，人家发现跟着他啥也捞不着，当然愿意跟着这方面特别“大方”的江结時了。
江结時大概从当上黄埔军校校长時起，就发现“政治全是权谋”。基于这种认识，江结時在对付各路军阀的时候就特别得心应手。因为他在上海搞交易所的时候，做惯了投机交易，所以使起钱来非常大方。江结時经常一扔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眼都不眨。
不光是军阀，对于党内的追随者，他一是很注意以权位拉拢，二是他对这些人的贪腐，特别能容忍。前面我们就说过，即使到最后关头，江结時也不愿意反腐。为什么？很简单，这些贪腐者是“自己人”。江结時的这个特点，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一点汪精未就和江结時相反，他不但不会给钱，而且也不会给官。所以说到这里，不得不承认政治家是不能用道德标准来衡量的。我们中国人深受儒家教育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喜欢用好人坏人来评价一个政治家。因为按照儒家的思想，只有好人才会做好事；坏人肯定做的任何事都是坏事。
所以历朝历代史书上评价一个人，先要定义这个人是一个君子还是一个小人；是一个清官还是一个贪官；等等等等。这种非黑即白的思想，完全不能适应复杂的历史，更不能适应复杂的人性。
举个例子，海瑞是不是一个清官？当然是。海瑞是不是一个能官？当然不是。但史书上肯定不会这么评价。再像张居正，是不是一个能官？当然是。是不是一个清官，当然不是。但按照儒家那一套，你算什么，你连一个好人都不是，没说你是奸臣就不错了！
实际上国府搬到洛阳是在汪精未主政的时候。那时候江结時正逢丢失东北、全国群起口诛笔伐不抵抗政策的时期，江结時只好下野暂避一时。汪精未不但支持十九路军坚决抵抗，而且把民国政府搬到山高地险的洛阳，以示坚决抗战的决心。
当然国府搬迁、抗战到底的决策，肯定不是汪精未自己一个人做出来的。那个时候虽然老江名义上下野，但实际仍在后台掌权。不过这也能说明，在九一八之后，汪精未跟江结時在抗战这个问题上，并不像后来分歧那么大。
实际上老江的不抵抗确实跟张雪良的不抵抗是不一样的性质。张雪良是觉得打不过你干嘛还打，而老江先是想打一打。后来才像张雪良一样，认识到确实打不过，才想坚决推行不抵抗政策。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二天，也就是1月29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后，江结時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做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一人获罪之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向所惜哉!”
随后江结時通电全国：“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公里公道的说，汪精未在九一八之后，抗战态度要比江结時更为积极。对于江的不抵抗政策汪精未极为不满，对于一枪不放放弃东北的张雪良，汪精未更是百般抨击。但经过了长城抗战和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现在汪精未不再喊高调了。虽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公开唱低调，但他现在个人是低调的要命。因为他自己也终于尝到了当年老江面临的全国人人喊打的局面。自从何梅协定一签订，大家终于看清楚这个人的真面目，所以前年（1935年）孙凤鸣拔枪射击的时候，汪精未身中三弹当时就向汪夫人陈璧君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陈璧君这个女人还是刚强，直接就说你别再这样软弱了好不好，干革命的谁不是有这一天。但这三枪不光是打掉了汪精未的健康，而且打掉了汪精未的斗志。他这两年先是养伤，伤好之后也不出来好好上班，基本上就是一个半退休状态。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他巴巴的叫杨护嘉跟着他，有什么事情可干。
父子两个没什么话可说，就各自归寝了。第二天一清早，就来了一个很清秀的中年军官，身后勤务兵提着一个小提箱。
这是要跟杨才声一块去北平的林蔚将军。林蔚现在是军委会铨叙厅的厅长，如果军委会给**铨叙正式军衔，就要经过他的手来办理。不过杨星辰不知道军委会给**的都是职务军衔，上课就有、下课就无。这只需要下一个委任命令就行，不需要铨叙厅正式办手续了。
杨星辰早就起来了，正在宿舍楼下跑圈。看到林蔚他就过来敬礼，因为他以前在中央官校的时候，很敬佩这位作风严谨、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