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骅这个人可不简单。1938年8月中统局成立，徐恩曾任副局长，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军统局局长则是委座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副局长为戴笠。中统、军统两局与其它局不同，人事权与经济权都在副局长手中，就连江对两局下达命令也只写“中统局徐副局长恩曾”字样，说明局长实际成了虚设之衔，而真正的主管其实就是副局长。
不过朱家骅与徐恩曾的关系并非是贺耀祖与戴笠的关系那样。贺耀祖有职无权，戴笠经常在江面前，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当面请示，即使过后被贺耀祖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甚至可以说贺耀祖的命令基本在军统没什么效力可言。而朱家骅却是当时江结時的一流红人，朱家骅在中统局里也有很多嫡系并非被完全架空。
朱家骅本人又身兼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中英庚款保管董事会董事长、中德协会会长、留法比瑞同学会会长等一大堆头衔，可以说朱已经是民国巨头了，徐恩曾绝对望而生畏。另外又有江结時的好兄弟戴季陶为他撑腰，足可以确保朱家骅在中统局的地位。但朱家骅本着国民党要人们一贯的作风（鄙视特务工作），并不怎么过问中统之事。所以徐恩曾可以稳坐“金交椅”，只是在签署命令时朱家骅与徐恩曾共同署名签发。
我说这么一大堆，只是想说明一件事，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江结時的中心思想已经不是抗战，而是反供。否则朱家骅作为江的亲信，绝对不能、也绝对不敢这么说。这件事说明，江结時的思想，在抗战期间发生过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以后会慢慢分析。
实际上，中统主管日伪调查的张国栋就说过，抗战期间，中统在重庆没有破获过一个日伪间谍组织，也没有抓捕过一个汉奸。
难道重庆很干净吗？事实上这一类的人，重庆可以说几乎成堆。每当敌机来空袭的时候，帮敌机指示目标的各种信号，就像节日焰火那样多，怎么会抓不着一个呢？只能说中统确实是志不在此，宁肯“百丑”也要那“一俊”。
也就是说，和以前顶着全国唾骂也要坚持不抵抗政策一样，江结時似乎从来就不把这种巨大的威望当回事。他后来的种种所作所为，又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巨大的威望透支净尽。江结時只看到这种威望有利于自己独裁，从来看不到中国人民已经烦透了这几千年的封建**。
实际上剖开表象看问题，您就会看到国民党最终被赶到海岛上去，根本原因就是老江的这一开倒车的行为，使得国民党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同盟者。不光是团结不了党内的反对派，党外除了青年党之外，差不多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被国民党激怒了，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大家想一想清朝为什么会失败？还不是嘴上喊实行宪政，最后却成立了一个皇族内阁，使得整个改良派都被激怒的后果。国民党其实就是走了清朝的老路。
这几十年出现了非常多的民国粉丝，在他们心中和笔下，民国似乎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情调的。不客气地说，这种可以归类于小资情调的思想情绪，完全就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幼稚病的反映。
为什么我要用以前的这种套语来称呼这种思想情绪？不是说我还坚持那种阶级斗争的观念。我是想指出，对民国的社会本质，这些粉丝缺乏清醒的认识。
民国以前中国是什么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那么民国是什么社会？我觉得说的好一点，也就是四分之一的封建和四分之一的殖民地。
这说明什么？说明民国固然标榜国民革命，实际上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统统都没有完成。我的意思还不是说凡事总有个过程，慢慢来总会完成的。实际上在江结時的领导下，民国并不是走在逐步完成这两大任务的正确道路上。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的“国大”，连北洋时期的国会都赶不上。
大家会产生这种感觉很正常。因为我们了解民国越多，以前那种有点公式化和脸谱化的民国人物，就让我们越来越有亲切感。哪怕是我们小时候觉得就是一个大反派的袁世凯，很多事情现在看起来也有他挺可爱的一面。以前我们耳朵中“全民公敌”的江结時，论起“艰苦卓绝”的抗战，江结時最后的失败很多人都有一种“悲情英雄”的感觉。
实际上你应该从本质上来看问题。如果从历史发展进程上来看待这些历史人物，你就会发现他们作为普通人亲切的一面背后，隐藏着想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本质。
至于对民国教育的崇拜，还有北洋时期“无冕之王”的宽松环境，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不能代表整个民国的社会本质。
这些年总有一些人主张恢复什么传统道德，比如大力宣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什么的，有的人甚至搞了一个什么“汉服运动”。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有点想开历史倒车的思想。
其实这些人何尝不像当年的袁世凯或者江结時，觉得现在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下降得太厉害了，简直可以说是全民道德水平坍塌。就拿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来说，说穿了一个小贩子或者一个小店主，做这些事难道真能发大财？
但就是赚一点小钱，大家都能心安理得的添加各种对人有害的化学品，看起来这不就是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体现吗？
但主张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就能够挽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