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化弄人，竭力避免灾祸发生的手段，往往会更快地促使这个灾祸的发生。--乌龟大师《功夫熊猫》
公元479年夏5月的一天，秦淮河畔的建康城酷热难耐，知了在枝头不停的聒噪，仿佛在太阳的炙烤下发出一声声的哀嚎。
此时的建康城头早已改旗易帜，原刘宋帝国的权臣萧道成刚刚在一个月前接受了刘宋顺帝刘准的禅让，自己登基做了皇帝，并把帝国的国号改为了“齐”。这一个月来，萧道成封赏群臣，建章立制，忙活的不亦说乎，南齐帝国君臣上下的脸上无不洋溢着建立新朝的兴奋和欢乐的神情……
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随，恒也。”建康城内有欢乐的，自然也有悲伤的。萧齐帝国的汝阴王，也就是原刘宋帝国的逊位皇帝，年仅一十三岁的刘准，如今正在自家的王府中孤苦伶仃的生火做饭中。汝阴王府外面，四周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可惜这些士兵并不是为汝阴王府站岗放哨，而是萧道成派来监视看管刘准的。
突然之间，汝阴王府外有人骑马飞驰而来，历史记载，王府外面的士兵突然骚乱惶恐起来，于是一个士兵径直冲入王府内院，杀害了汝阴王刘准，并上报政府说刘准是因病而亡。
史书的记载让人发笑，有人在王府外骑马，王府的卫士们为啥惶恐？想来他们并不是惶恐，而是“惶恐别人抢先一步杀了刘准，抢了他们的功劳”而已，更准确的说法不应该是“惶恐”而应该是“贪婪”罢了。
果然，萧道成并没有治罪于“杀人凶手”，反而重重奖赏了他。紧接着，萧道成在两天后颁布诏书，杀害了刘宋宗室阴安公刘燮等人，连同这些人的家眷，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部屠杀！
史书的记载明确说明了“刘准之死”并不是一个“意外”，而是和两天后刘氏宗亲的“灭族惨案”一样，都是萧道成一手策划并实施的“谋杀”。
遥想三国时期，当曹魏皇帝曹髦被刺死之后，那个臭名昭著的权臣司马昭还惩办了“凶手”成济（虽然放过了元凶贾充），以平息众怒；后来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从曹魏帝国末代皇帝曹奂手中接过传国玉玺，建立晋朝后，善待逊位皇帝曹奂，并给他养老送终。
相比较而言，萧道成以及南齐的臣子们比起当年司马家族和晋朝的臣子们，心胸度量以及道德水准还真不是一般的渺小。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上一章曾经跟大家分析过为什么萧道成会有如此“残暴”的表现，那是他“太过弱小”才致使其“丧失了人性”。
纵观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曹魏代汉以及司马代魏之时，曹家以及司马家都是在曹操以及司马懿苦心经营数十年（尽管如此依然没有自己行禅代之事），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最终由自己的子孙去完成这最后一步。当前朝末代皇帝奉上玉玺之时，曹家以及司马家作为“执政王”已经独立控制了国家的行政，前朝政府的官员已经作为“执政王府”的臣子工作很多年了，在这个过渡期，这些官员有着“政府官员”以及“王府官员”的双重身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必将更看重“王府官员”的身份，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曹家以及司马家的“坚定拥趸”。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就是在那个时期“政府”（宫中）以及“执政王”或“执政丞相”（府中）这种双重管理架构的形象描述。当然，曹操和司马懿没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情操，他们无限扩大了“王府”的行政权力，而边缘化了“政府”的权利，至于之后他们子孙后代的禅代以及更改国号，那只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前朝逊位皇帝经过时间的洗刷，已经没有多少政治号召力了，更不用说前朝其他的皇亲国戚，于是他们对于新生政权的“威胁”自然没有那么巨大，所以当新朝皇帝面南背北之时，自然会善待前朝皇室，给自己留个好名声。
但这个情况到了刘宋帝国开国皇帝刘裕之时却发生了改变，刘裕在短短十几年间崛起于军旅之中，由于在南征北战中积累的巨大政治资本而迅速成为东晋朝的“大权臣”。而刘裕“武人”“庶民”的出身，又极度缺乏曹操父子以及司马懿父子的“文人”“贵族”的气质（或者说“矫情”），对于事务的处理往往简单直接，没有遮遮掩掩，左灯右行。
于是，刘裕在自己的威望达到巅峰之时，就直接接受禅位做了皇帝，并没有把这最后的“临门一脚”让给子孙们去做。于是乎，东晋帝国的臣子们一夜之间由“司马家大晋朝的纯臣”变为了“刘家大宋朝的开国之臣”，这种思想的转变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相当自如，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为了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固，刘裕一改以往“善待逊位皇帝”的旧例，而是把司马德宗、司马德文兄弟统统杀死，以斩掉司马家复国的旗帜，断绝东晋遗老遗少的念想。对于司马家族其余皇室成员，刘裕并没有赶尽杀绝，并不是刘裕心存一丝善念，而是刘裕战功过于辉煌，政治威望爆棚，司马家其余皇室成员，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抗衡，就算拉起大旗反抗新政府，估计也是应者寥寥，掀不起什么大浪，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