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不久，高军武忍着愤概，憋着一腔怒火，在大教室的黑板上洋洋洒洒，抄下了元朝著名词人萨都剌的《登石头城》：
石头城上，
望天低吴楚，
眼空无物。
指点六朝形胜地，
唯有青山如壁。
蔽日旌旗，
连云樯，
白骨纷如雪。
一江南北，
消磨多少豪杰。
寂寞避暑离宫，
东风辇路，
芳草年年发。
落日无人松径里，
鬼火高低明灭。
歌舞樽前，
繁华镜里，
暗换青青发。
伤心千古，
秦准一片明月。
这首《百字令》，发思古之情，叹世事之沧桑，历来系广为传诵的名篇佳作。高军武在这特殊时候把它抄出来，自然明显带着讥剌用意，因为眼下在日本人面前俯首贴耳的萨教授，正是写下千古名篇的萨都剌之后。
日本人视其为“反标”，大为震怒，宪兵队立即派员赶到学校调查，一时弄得人心惶惶，许多学生不敢前来上课。高军武则大不以为然，照样每天夹了课本到学校上课，见了日本人更是仰头向天，大摇大摆的行走，结果反倒平安无事。后来，还是遭受羞辱的萨本铁本人出面求情，日本人方悻悻然罢手了事。
除了上学，高军武频繁地和正在上朝阳高中的军眷子弟古良、龙鸣剑、以及上初中的付永志三个铁哥们接触。四个小伙子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围着一架老旧的电子管收音机，悄悄偷听来自重庆的“敌台广播”。
得知不少同学冒险逃往陕北延安，参加十八集团军奔赴疆场杀敌的消息后，他们也悄悄地准备了地图、指北针，决定冒险一试。可是，当他们战战兢兢地接受了日本人的盘查，出了西直门，刚到玉泉山脚下，便被清乡的日军骑兵吓得退了回来。
最终，一次偷听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那一次广播的是《中央日报》的著名记者、时评家白益撰写的《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这位令他们崇拜的大记者充满炽爱与火热的激情写到：“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巳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她吸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将她强有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r眼看不出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中的光荣之途。重庆戴上了伟大的花冠，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她，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她，这是我们无可后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四个军人的后代全都眼泪汪汪，胸中翻涌激荡着一腔阳钢血气。那一刻，他们分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盏明亮的灯。仅仅在十来天后，受到这篇文章强烈剌激的高军武与古良、龙鸣剑、付永志一起，终于逃出了北平城。
站
中国远征军 第二节（1）
这一次他们改变了方向，出永定门往南走，在路上走了足足半年时间。
这半年，对几个从未吃过苦头的年轻人算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呼啸而来的日军飞机，如同嗜血的魔鬼，一路追赶着如潮的流亡民众。飞机一来，他们就和其他人一道四处逃散，飞机一走，又赶快整装前行。频繁的空袭轰炸慢慢已经把逃难的民众搞得训练有素了。
走到武汉，等着搭船到重庆的人几乎挤爆了码头。
几个人运气不错，就在仓皇失措的拥挤中，卢作孚经营的民生轮船公司增派的用于抢运物资和民众的船只有力的缓解了混乱的局面。四个小伙子又跟着人们一道挤上了船，溯江而上，朝着重庆进发。
1939年5月3日凌晨，裹夹在人群中，高军武目光穿过涌动的人头，远远的眺望——陪都，就在前方了。
重庆，这座位于长江上游的普通边远城市，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严冬潮湿寒冷，酷暑闷热难当，多少年来少人问津。随着国民政府迁都，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学生、仆人以及北京、上海、南京、广东等各地成千上万的难民不断涌入，人口由20万猛增到了100万。
特殊的时期，各地涌来的人们使这个落后而贫困的城市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嘉陵江边的千厮门码头。随着轮船快靠岸的汽笛呜呜响起，星星点点的灯火似乎被尖锐的鸣笛声所唤醒，码头边已看得清不少活动的人影，辛勤早起的挑夫、小贩已经在忙碌着招徕一批批异乡人。“炒米糖开水”、“盐水花生”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高军武一行奋尽力气才从臭烘烘的船上挤下来，带着初来乍到的迷茫站在了江边。
重庆城第一大码头——朝天门船帆如林，汽笛声声，民生公司的大小轮船频繁往来，不断送来无数商品、物资和南腔北调的下江人。
河岸上石阶陡峭，一眼望不到头，岸上人头涌涌，小贩、挑夫、报童、“叮咛咛”作响的黄包车、提着木箱招徕客人的擦鞋匠、戴礼帽的长衫客、旗袍卷发的摩登淑女往来不绝。上得码头，走到街上，一路招牌林立，银行、钱庄、商号、店铺沿街而设，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炒米糖开水”、“河水豆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