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把上摘下油壶，用一根鹅毛蘸着油，往车轴和轴碗的缝隙里滴注。她的手肿胀得像高粱面饼子一样。“到小树林那边，我们就歇息。”给车轴加好油后，母亲说。鲁胜利、大哑和二哑，这三个乘客，多日来养成了一声不吭的习惯，他们知道坐车是可鄙的，是不劳而走，没脸吭气。注过油的车轴响声流利，能传出很远。路边地里，立着一些枝叶枯干、七倒八断的高粱。高梁的黑穗子上生长过芽苗，有的还苍老地擎着，有的贴在地皮上。
走近小树林，我们才发现，这里隐藏着一个炮兵阵地。几十根粗壮的炮筒子，像老鳖伸出的脖子。炮筒上绑着树枝，炮的胶皮大轮子，深深地陷在地里。炮的后边，是一大排木箱子，有的箱子撬开了，露出一个紧挨着一个、显得分外娇贵的黄铜壳大炮弹。炮兵们头上戴着用松树枝扎成的帽子，蹲在树林边缘上，用搪瓷缸子喝水；也有几个站着喝的。士兵们后边，垒起一个土灶，灶上架着一口铸着铁耳朵的大锅。锅里煮着马肉，为什么说是马肉呢？因为有一条带着蹄子的马腿从锅里伸出来，斜指着天，马足腕处的距毛很长，像山羊的胡须，马蹄上月牙型的蹄铁闪闪发光。—个伙夫，把一根松木塞到灶膛里。炊烟如树，直钻到天上去。锅里水声沸腾，冲激得那条可怜的马脚颤抖不止。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跑过来，善意地劝我们回去。母亲用冷傲的态度拒绝了他。母亲说：“老总，如果您硬逼着俺们回去，俺们也只能回去，另外绕一条路。”“难道你们不怕死吗？”那人无奈地说，“不怕被炮弹炸碎吗？我们这些重炮弹，能把大松树拦腰斩断。”“到了这个地步，”母亲说，“不是我们怕死，而是死怕我们了。”那人闪到一边，说：“我拦住你们，是因为我爱管闲事，好了，你们走吧。”
我们终于行走在白色盐碱荒原的边缘上了。在与荒原相接的起伏不定的沙丘上，蝗虫一样的士兵改变了灰白色沙丘的颜色，有一些像兔子一样的小马，拖着滚滚的烟尘，在两座沙丘之间，飞快地跑动着。大概有几百根炊烟，在沙丘之间笔直地竖起，升到被阳光照耀得灿烂夺目的高空，才扩散成絮状，缓慢地连成一片。而我们面前的白色荒原，像一个银色的海，只能望进去一箭远，便被刺人的亮色挡住了视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跟着母亲前行。更准确地说是跟着上官来弟前行。在这次刻骨铭心的旅行中，上官来弟如一头任劳任怨的毛驴一直拉着车子，并且她还能用沉重的大枪熟练地发射子弹，保卫了我们的宿营地。我感到她可亲可敬，她过去的一切，无论是装疯还是卖傻，都是她英雄浪漫曲里不可缺少的响亮的音符。
我们渐渐深入了荒原，那条被踩翻的路泥泞不堪，比路外的碱地还要难走。我们走在碱地上，尚未融完的雪一片一片的，像瘌痢头一样，而那些稀疏的枯黄菅草，就形同癞痢头上的毛发。尽管好像危机四伏，但百灵鸟儿照样在晴空里鸣叫，一群群草黄色的野兔子，摆开一条弧形的散兵线，发出“哇哇”的叫声，向一只白毛老狐狸发起了进攻，兔子们一定是苦大仇深，进攻时勇往直前。一群面目清秀的野羊，跟在兔子们后边，跑跑停停，搞不清是助战呢还是看热闹。
有一个东西在草棵间放光彩，沙枣花跑上去捡起，隔着车子递给我看。是一个铁皮罐头盒子，盒里有几条油炸成金黄色的小鱼。我还给她。她抠出小鱼，递给母亲一条。母亲说：“我不吃，你吃了吧。”沙枣花尖着嘴吃小鱼，像猫一样。坐在篓子里的大哑，伸出了一只肮脏的手，对着沙枣花说：“嗷！”二哑跟着说：“嗷！”一只肮脏的手也伸出来。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方形冬瓜头，眼睛生长得靠上，使额头显得极短，鼻子塌平，人中漫长，嘴巴宽阔，上唇短而上翻，显露着焦黄的牙齿。沙枣花先是看了看母亲，好像要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的目光却散漫地望着远方。沙枣花拣出两条小鱼，分给大哑和二哑。铁皮盒子空了，只余下几点残渣和几滴金黄色的油。她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盒底的油。这时，母亲说：“歇歇吧，再走一会儿，就能望到教堂了。”
我仰面朝天躺在碱土上。母亲和大姐脱下鞋子，放在车把和车梁上磕碰着，倒出鞋旮旯里的碱土。她们的脚后跟像烂红薯。鸟儿们突然惊慌地俯冲下来，难道空中有老鹰?不是老鹰，是两架双层翅膀的黑色的大飞艇，从东南方向嗡嗡地飞过来了。它们发出的声音像开动了一千架纺车。它们起初飞得很慢，很高，到了我们头上后，迅速地降低了高度，加快了速度。它们笨头笨脑地，像两头扎上了翅膀的牛犊子，头前飞速地、嗡嗡地转动着的螺旋桨，像一群围着牛头的马蜂。它们肥大的肚皮几乎贴着我们的车梁滑过去，玻璃窗后边那个套着风镜的人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对着我古怪地笑。我感到他的脸很熟，但不及细看，他的脸和他的笑便电一般快捷地闪过去了。他飞过去了，一股激烈的旋风挟带着白色的尘土骤然翻起，那些草梗啦、砂粒啦、兔子屎啦，像密集的子弹打在我们身上。沙枣花手里的罐头盒子不翼而飞。我吐着嘴里的泥土，慌张地跳起来。另一架飞艇，沿着头架飞艇的轨迹，更加蛮横地俯冲下来，从它的肚皮底下，喷吐出两道长长的火舌。子弹钻在我们周围的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