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亦赫对于北溪钢铁厂的不满，由来已久，但真正让他牙痒痒地产生整顿北溪钢铁厂的想法，只是最近一年多以来的事情。
去年，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核心内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简政放权”。
在中国，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划分格局经历过若干次反复，有时候是中央控制大权，有时候则是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政策总体上在朝着向地方分权的方向发展，而去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则明确提出了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原则。
借着这股春风，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地方政府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开工建设各种项目。加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全国的基本建设规模不断膨胀，出现了极其红火的局面。
在这一片繁荣的背后，如杨亦赫这个级别的地方领导却能够清楚地看到，繁荣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要搞基建，除了资金之外，还需要原材料的支撑，其中尤以钢材最为关键。在过去的这一年中，全国成品钢材的产量仅3600万吨，扣除保障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所需要的部分，最终能够落到地方政府手里用于基础建设的钢材可谓是杯水车薪。
在国家计划内钢材不敷使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想获得钢材，不外乎两条路径，一是从国外进口，二是动员本地钢铁厂扩大生产规模，多提供计划外的钢材以满足地方需要。安河省不像沿海那些省份一样有较多的出口外汇提留，因此进口钢材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余下的办法，就是让省内的钢铁厂挖潜革新。增加产量。
带着这样的想法，在省里分管工业的杨亦赫跑遍了省内的各家钢铁厂，拉下副省长的面子，好言好语地向那些厂长们化缘，请求他们扩大生产。各家钢铁厂的厂长当着他的面都是把胸脯拍得山响，只差咬中指写血书保证了。但在说完这些豪言壮语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大堆的困难，什么资金不足啊、设备落后啊、原料紧张啊……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戏！
如果只是一家钢铁厂这样向杨亦赫叫苦，他自可不予理睬，甚至下狠手免掉厂长的职务，另聘贤良来担纲。但全省所有的钢铁厂像是约好了一样，连说出来的理由都是大同小异，杨亦赫就没法处置了。他甚至有些怀疑，是不是钢材问题的确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安河省就不可能解决这样的困难。
这次与岳国阳同来北溪处理矿渣的问题。杨亦赫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从岳国阳的嘴里听说了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秦海。据岳国阳介绍，秦海白手起家，在没有要国家一分钱支持的情况下，盘活了关停已久的平苑钢铁厂，现在这家厂子的生产蒸蒸日上，据说已经打算增添设备扩大规模了。
杨亦赫不知道秦海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本着病急乱投医的想法。他还是打算与秦海聊一聊，看看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有办法解决安河省的钢材短缺问题。杨亦赫一向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天才这种生物的。所以他并不认为秦海的年龄是什么硬伤。
听到杨亦赫的要求，秦海沉吟了片刻，说道：“北溪钢铁厂的问题，根本上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问题。”
说到体制问题的时候，秦海有些犹豫。不知道这种话说出来会不会让杨亦赫觉得不悦。当年的官员很时兴谈体制改革，但却很讳言体制缺陷。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这样的矛盾的确就是广泛存在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计划体制在当时是束缚生产力的重要原因，但在说到改革思路的时候。却没有人敢直接否定计划体制，只能掩耳盗铃地说要搞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作为一名穿越者，秦海非常清楚当年全国性的原材料短缺根源何在，但解决问题的思路却是超前于时代的，他不知道这样的思路能不能被杨亦赫这样的老干部所接受。
“体制问题，怎么讲？”杨亦赫说道，他对于秦海的话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有些问题也是他曾经思考过的。
既然开了头，秦海也就不客气了，他说道：“首先，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造成钢铁厂缺乏生产积极性和难以进行设备改造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杨省长应当听说过吧？”
“我听说过，但是……这个问题恐怕不是省里能够解决的。”杨亦赫苦笑了。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市场上的一切商品价格都是由国家规定的，企业没有定价权。改革以来，国家陆续放开了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价格，但始终不敢放开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因为后者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一旦放开，就会导致下游产品的连锁涨价，产生不可预料的社会风险。
可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轻重工业产品价格的不协调。轻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涨，使全社会居民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而重工业产品价格维持不变，就使得重工业企业的收入无法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重工业企业生产得越多就越亏本，有限的一些利润用来支付职工工资都显得捉襟见肘，哪里还有闲钱来更新设备、改进技术。
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只有适时地放松对重工业的价格管制，让重工业产品价格逐渐提高，以便让重工业企业获得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形成良性循环。而要做到这一点，的确不是一个省能够做到的。钢铁厂要进行生产，同样需要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调拨矿石、煤炭等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