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纸条上标出了印刷厂的位置，小镇如此之小，想迷路都难。坐在厂里算得上干净的办公室，面前的这杯看不清颜色的茶水是怎么也不敢入口的，送我上来的那位阿姨说着极拗口的普通话，让我等着。我正襟危坐在四处都是废纸的办公室里，不敢稍动。阳光顽强地透过窗玻璃上厚厚的尘垢，散在满室飘浮的尘埃里，它们就像被风扬到空中的金粉，滞重的粘腻着小城对外乡人的好奇。这个工厂已经破败了，也许它是小城唯一的一家国有个企业，现在连这份唯一都将破败，私有化的浪潮显然不会被羊肠小路和山穷水恶阻挡，贫穷的力量像顶开磐石的小草一样，顶开一切，不知怎么的，我想到了柏林墙拆掉后的东德。
我见到的却不是小耶，而是他的母亲。看上去非常的家庭主妇，谁能想到，这印刷厂便是她承包下来的？在她向我的絮叨中，我才知道，这个生了小耶的女人，以一己之力举债十万刚刚顶下这家厂子，不惜和丈夫离婚也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会洗衣烧饭的黄脸婆。长着和小耶一样柔弱的脸孔的女人，眼睛里满满当当的自信和坚决。虽然我很怀疑这个已经像是被人穿烂的旧料子一样的小厂能不能在这个女人的手中变出什么新花样，至少我佩服她的果断。也许是看出我的不信任，她笑笑说，所以她才会把小耶叫到她的身边。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山城，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再怎么样都不能承受这份压力的，有个儿子在身边也好些。
小耶在我们谈话间来到这里，他的脸上还有油墨的污迹，一张脸煞白煞白，看我的眼神和飘浮的金粉一起粘在了我的身上，沉重得让我无法呼吸。他母亲的话语一下子离了好远，嗡嗡地尤如耳鸣。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视线与视线在空气里缠绕又缠绕，绕得那些飞尘掷地有声，如果我没有避开视线的话，也许空气中已经凝固出一团又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了吧？
他瘦了，也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常常躲在我身后的男孩，甚至他已经有了络腮胡，虽然不是很多，而且很不相称，但男性的感觉却毋庸质疑地随着那胡子稀拉出来。我们静静地一前一后走着，他在前，我在后。我细细地看着他，他的肩膀虽然宽了，却也把那份单薄架了起来，身子有点不成比例像我在车站边上看到的那些提线木偶。空落落的脑壳上，剪成的寸头，两边单调的青灰色的墙，将他头发的影子长长短短地卡进砖缝里，像新长出的青苔，刺拉拉的。穿着被油污染了的衬衫，松垮垮地挂在他身上，他真的好瘦。我们一直没有说话，一直到他住的小屋里，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我惊奇地发现那是很正宗的碧螺春。玻璃杯子异常干净透亮，茶叶上微微的白毛慢慢地舒展，小小的螺壳似的浮出气泡儿，嫩黄的茶汤，清丽的香气满屋飘散。屋子很整洁，像极了在学校里他的宿舍，还是那张暗绿色的军用被，洗得卷毛的掺丝枕巾，上面那朵原本绣着金线的牡丹已经掉色，只剩下灰扑扑的残迹。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只是自己和这眼前的人儿已经和那牡丹一样，旧了，掉色了。
“我母亲很噜嗦吧？”有声音响起，低沉略显得有点吃力。那是小耶的声音，我已经认不出来了。捧着杯子，我望着他的喉咙，手术很成功吧？对于我的发呆，他一点也不介意，坐在我对面，又站了起来，“最近厂子刚刚上了轨道，忙着都忘了洗脸，你坐着，水，在瓶子里。”看着他走进浴室，听着哗啦的水声，我一动不动的看着他贴在墙上的一张照片，里面年轻时候的自己笑得很灿烂，右边的他抿着嘴角虽然在笑，眼睛却望着我。游青挽着我，她在镜头前从来都很有热情，一点也不像生着病的人。这张照片是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拍的，去哪儿我已经不记得了，身后那面湖水被夕阳映在我们的脸上，像镀上了一层金色的水银，显得很神圣。
小耶出来的时候，我正取下照片拿在手里轻轻地抚摸着时光的滑溜感。轻轻地问起：“这照片，你还留着？”抬起头，我发现小耶又不一样了，胡子刮了，换了件天格衬衫，头发还滴着水，脸上带着淡淡的红晕，大大的眼睛里像是蓄着一潭水，流动着只是不涌出来，就像那照片里的一样，金色的水银。一下子年轻了的小耶，让我害怕地不敢看他，手足无措中，我翻弄着照片，发现它的背面写着一行字：“世界上最大的距离，是——爱着身边的，他却不知道”我的手指抖了一下，照片在空气中扬了扬，摇了摇，掉到了地上。我站了起来，走到窗口，眼泪差点夺眶而出，窗外的绿被割成了斑斑点点。
等我回过头去的时候，小耶已经将照片捡了起来，贴到了墙上。他坐在床沿，和我一样看着窗外，依然是低沉而吃力的声音：“趁着这几天，我带你四处走走，说起来，泰顺我也没好好玩过。”
“好，好呀。”除了说好，我还能说什么呢，他那么细心地转移开话题，旅游是一个可以让人放松的好去处，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小地方不会让我和他面对过去。
听说我们要去到处走走，小耶的母亲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起了自己家乡的情况，“哎，该去走走，小耶啊虽然来这里两个月了，也没好好看看，这算是他的半个家乡呢。”如数家珍地她，恨不得能亲自带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