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儿。
第五章：10寂寞的小孩（下）
大姐为父亲和他第二任妻子布置一新的大屋的灯熄灭了。
里屋，我们三姐妹怎么也睡不着。
“大姐，以后要管那个女的叫妈吗？”二姐怂着大姐阿玲。
“我想咱们的妈妈，妈妈为什么会死啊，为什么妈妈不要咱们，妈妈不是说我最听话吗”。我一边哽咽着哭一边擦眼泪。
屋子里暗得伸手不见五指，三对闪光的眸子浸泡在泪水里面，鬓角的头发被打泪水打湿成一片一片，粘在脸颊上，枕头冷的像铁，枕上去像枕住江岸裸露的石头块。
“姐，她会打我们俩吗？我们小，我们班上的同学都笑话我们没娘”。
“我座位后面野寨的小桃，他娘也死了，他阿爸又娶个女的，天天打她，叫她上山薅草扛柴禾，刷锅、喂猪，什么活都让她做，还不让他吃饱饭。”
“姐，她会打我们吗？妈妈从来不打我们，骂都没骂过一下。”
我接住二姐的话，用手无助的怂大姐的身子。
大姐姜玲的脸上已满是泪水，她不知道该究竟怎么劝慰两个可怜的小妹，白天，那个女的嫁进来时候，她正在灶台边往外盛肉汤。后妈新娘走进来，烧菜的几个厨子打着讪。屋子被灶火烤得温热，她抬头跟她对望过一次。那锋利的眼神像刀一样让大姐觉到不安.
姜玲在两个妹妹接连不停的抽噎声中突然间特别想念我们的母亲。
三双泪眼同时望向屋顶，此刻我们的妈妈在哪呢？在微笑吗？还是就在乌漆漆的房顶泪眼婆娑望着她三个苦命绝望的孩子，妈妈，你心疼了吗？
去年夏天，映山红烧着了一整片一整片的山头，当时接连好几天的暴雨，邻寨倒了几户人家的房屋，有泥水夹着石头从山上冲下来，堵住进山的路。我们念念不忘的妈妈，不几天，母亲得了一场急病，没等到父亲赶得及回家就死了。
死后母亲纤弱的身子被掩埋在后山一簇竹子旁边，从此家里一下子再也就没有了欢笑，教书的父亲即使回家，也经常好几天不说上一句话。外婆成天哭，不吃东西，一只眼睛几乎不能再看见任何东西。我和二姐哭的更厉害，我们要妈妈，要东西吃。天整个塌下来。
窗户外头有几点星星的光。我和二姐哭着哭着，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夜幕笼罩下的整个村子死一般的寂静，偶尔传来几声此起彼伏的狗吠.
此时，父亲在一所大寨子的小学教数学。从瑶寨到他教书的寨子，要走很长很长的一段山路，要过一条长长的索桥。父亲会在每周日傍晚走过村口的青石板路，走过那条长长的索桥，走过一条弯弯曲曲周围一片郁郁葱葱的山路，然后来到他任教的学校。
七岁那年我和父亲去过那里一次。
那个学校一到周一的早会会有值班老师敲响水井旁那棵歪脖子树上垂挂的铁铃铛。
这个掌管学校时间大权的发音器其实就是从哪条废弃铁轨上截下的一小段生铁。可这么一段废铁在打铃老师的手上生出了灵气，由之而生的敲击声时而急促，时而舒缓，夹带着余音环绕整个校园半空回荡。
铃音未落，学生们会一窝蜂着从教室里钻出来，齐刷刷站立在歪脖子树边的空地上，像是群训练有素的军人。然后，一面小个子，颜色水水并打着几处朴素补丁的五星红旗开始缓缓爬上一根长长的竹竿到顶，定住，继而随风招展。等到学生们放下紧绷着敬礼的右手，就轮到校长发言了，父亲不是校长，轮不着他发言。学生们又开始卯足了劲摔得手掌通红，校长最后一声令下，他们又一窝蜂的钻进教室，一屁股蹲到凳子上，手背在后头等待手持教鞭的老师们。
我隔着窗户格子看父亲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道数学算式，作为他上课的前奏。
台下是一群憨厚，虔诚，天真无邪的少年。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大山外面世界的憧憬让他们的双眼写满真诚，清澈像天上流转的云。
带着同样梦想的还有教室外面的那个女孩，有着别样人生的我——姜心瑶。
第六章：11野草（上）
1976年**，全国上下不知多少冤魂得以重见天日。政府和党重新对凤城县原任县长我的祖父姜士义进行评价和界定。不久，就将正在瑶寨后山伐竹子的父亲姜正民调进乡里聘为公办教师，分到了一座大寨字里教书，以作为对祖父不幸遭遇的有效补偿。
被*的还有祖父的老友梁教授，可他的遗孀和子女，裹着当年那几颗被利刃砍噬的心，不知躲进一处什么样的世外桃源去舔舐伤口，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后来，全中国势如春风破竹般的改革开放唤醒了一整片苗寨青山，人们变得亢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奔向富裕小康路”的大标示张贴在寨子口。房前屋后张贴的还有“搞好计划生育，造福后代子孙”，“生男生女都一样”等字样。至今回想起来，有一件事总让我觉得好奇，寨子口年年换新的标语究竟是谁写那么好的大墙字，又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总之，宣传语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