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一定被逼急了，五万两银钞也不放过，不过丰州尊奉皇上也应该有所表示，这点钱就给吧——李榆觉得皇帝也够可怜，咬着牙忍痛回奏：臣受隆恩理应报效，略表寸心于内帑，臣之本分也，然国事艰险之际，先存百姓乃存国祚，山西赋税、加派也须蠲免。宁锦死地当弃则弃，抚平关内既可恢复，先安内方可攘外，国之兴衰必在于此，士大夫怯战而妄言战事者，国贼也，陛下无须虑之，诸臣皆不敢言“清君侧”，独臣敢当之，乞陛下慎思之。
大清皇帝嗜权如命，但智勇双全乃天造之才，力挽清国于危局而且越战越强，察哈尔汗生性懦弱，却练就一身逃生之术，遇到强敌绝对逃之夭夭，相比之下，这位大明皇帝最窝囊，治国毫无起色，战事一塌糊涂，逃命肯定也不如察哈尔汗，三人中他活的最累，坐这把龙椅简直找罪受——李榆心里对比着三位皇帝，写完奏章便随即发出，后果如何根本不考虑，反正谁也拿他没办法。
西行才是目前的头等大事，大明摇摇欲坠，上天留给丰州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整合己方力量共同应对危局，丰州两府一院一法司为塔城会议作了仔细筹划——委派大统领李榆、总理政务巴图、外务司知事云荣共同出席会议，昂顿喇嘛随行联络当地的喇嘛，李建极和扬州赶来的鲍震组织商人洽谈商务，同时为了加深与蒙古各部的感情，这次带上巫浪哈和孩子们一起去，另外还准备了大量铁锅、布匹、武器作为礼物，总之，这次会议必须谈出个满意的结果，保证西部二十年内不出现动乱。
崇祯十三年正月下，孟克率骑兵右协左营、喀尔喀营、卫拉特营护卫，庞大的丰州使团从归化出发，归化官民万人空巷，相送十里才停下。使团队伍里，李蒙得意洋洋跟在父亲后面不停挥手，云雀、李秦、刘承祖、小活佛这帮小孩子则在车上又蹦又跳，李晋看着小伙伴都走了，难过得几乎要哭——李晋身份太特殊，与妈妈乌兰一起被留在家里。
送走了使团，李富贵直接去了总理府——巴图出远差，由他署理丰州政务。刚在公事房坐下，宣教司知事常书进来，把一叠报帖扔在桌案上。
“念丰兄，这是蕺山先生他们搞的《实学报》，太不像话了，把我们甩了单干，满报帖全是他们的文章，实学社以后岂不是他们的一言堂！”云荣气呼呼地说。
实学社成立后，关内士人与丰州文人经历了十几天的蜜月期——关内士人赞同考据圣人经典才能探求学问真谛，对泰州学说也表示部分接受，丰州文人也认为圣学传承至今自然有其合理性，也不能一味否定，还提出一个融诸子百家之说的“中学”概念，一时间双方其乐融融。随后，关内士人提出治国的核心是治心，而治心最有效的还是中学的伦理纲常，所以创立实学只能在中学基础上拨乱反正，西学则被贬为旁门左道之学，可以用而不可以为本，刘宗周借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此言一出，西化派韩霖立刻指责关内士人玩诡计——西学与百家之说尤其是墨子之学相通，而纲常礼教又为朱子理学之魂魄，以纲常礼教治心就是立朱子理学为正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名为打压西学实则排斥百家，目的还是想让实学走官学的老路。丰州文人马上支持韩霖，朱子理学乃钦定官学，影响力巨大，不将其推下官学地位，其他学说根本没有出路。双方争论再起，关内士人重提华夷之辩、忠孝节义的论调，丰州人则以对方治乱循环、法骨儒表相讥，几个月吵下来，大概关内士人失去耐心，利用创办《实学报》的机会抢先给实学定调子。
“又是以前的陈词滥调，这个杨廷麟倒是跳得很高，这篇《华夏诸夷考》骂我们‘未脱蛮夷而自诩华夏’，岂有此理，反击，坚决反击！”李富贵看罢，狠狠地将《实学报》扔在地上，挥手对常书说道，“他们霸着《实学报》不松手，我们就再办一份报帖，专门刊载我们的文章，越多越好，把我的书也发下去，用文章淹死他们！”
几日后，李青山先生所著的《北行录》出现在归化各大书院、学堂，书中分《创制》、《武功》、《政略》、《公民》、《劝商》、《至善》六篇，前三篇概述丰州兴起、发展过程，以及丰州的官职、军制和文治武功，从解释《归化誓约》、《私产保护令》、《自由迁徙令》和《富民强民令》入手，论述了丰州以民为本的施政方针。后三篇是本书的精髓所在，李富贵认为，人皆乃天地间产物，本无贵贱尊卑之分，庶民非下，王侯亦非高，君若以国为公，则民为国之公民，民与君共议天下之事，共享天下之利，共保天下之太平，其君其民岂不同乐哉！君若化国为家，则民为君之臣民，民受君任意驱使，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君，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民，民岂非其家奴乎？故公民者乃民之安身、立命、保业之根本；李富贵彻底否定“重本抑末”，认为工商乃国之命脉，疏通货殖与种粮、放牧同功，开辟商路与开疆拓土同功，经营工商与读书科举并无贵贱之分，他坚决主张保护私产，鼓励聪颖者努力经营工商，赚的财富越多越荣耀，不仅能光耀门庭，还是国之功臣；李富贵还认为经商亦有道，通达商道者也可成为圣人，而欲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