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退朝之后回到武英殿，御马监的掌印太监李国辅哈着腰满脸不解地过来了：“皇爷，江南的穷酸文人竟然创报妄议朝政，向皇爷发难，太可恶了，可命厂卫深入江南查抄了报社，将胆大的忤逆之徒全都抓起来一并治罪。”
朱由崧当然不听信这些阉臣的，微笑着摇了摇头，“没那个必要，朕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不是喜欢玩文字游戏吗，那就让天下学子陪他们玩玩好了。”
李国辅恍然大悟，那张肉乎乎的胖脸笑成了菊花，“这几家报纸肯定是东林党人鼓噪人心，以报纸的形式攻击皇爷，皇爷让天下举子以科考的方式回应东林党，高明，皇爷真是太真高明了，就让他们去掐吧，狗咬狗一嘴毛。”
朱由崧白了他一眼，“怎么能这么说呢，开科取士可是国家选人用人之大计，朕之短长也照样可以论，只不过得论有专攻，论之有理有据，让天下举子论应该比那几家小报论更通透，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朕岂是睚眦必报之人？”
“奴婢知罪，皇爷胸怀坦荡，旷古烁今，你看奴婢这张破嘴又胡说八道了……”李国辅自知失口，说着赶紧给自己来一半响不响的嘴吧，朱由崧笑而不言。
“皇爷，高阁老等人也忒嚣张了吧，在朝堂上竟敢公然忤逆皇爷，还有那个钱谦益更不像话，皇爷擢任几个京官岂不是太正常了吗，他们做得太过了。皇爷对他们就是太仁慈……”
朱由崧笑而不答，宦官、东林党、还有这朝中这几个古董老头，他们的话不能全听，也不能不听，朱由崧当然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他站在一个过来的人知识分子的高度，或者说是一个智者的高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重文轻武是明代帝王的一贯作风，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风气更甚，文官压制武将成了社会惯性，那些武官无论你功劳再大，也只有上战拼杀送死的份，在朝中与文官平起平座，共议朝政，共商国是，只能是一奢望。因此很多朝堂大员，文官挂武衔就不足为怪了。
到了明朝晚期，积重难返的结果是，一方面文官把持朝野，相互倾轧，党争不断；另一方面武学衰退，兵无斗志，将不思武，这也是大明的正规军打不赢流寇的杂牌军，更不敢与清鞑子的铁骑开野战的根源之一。
现在朱由崧试着改变这个格局，调江阴三公任职京营，开武科取士，只是迈出了第一步，阻力当然是有了。不过相比崇祯时代，形势要好很多。
人们或许难以想像，在三百多年前的封建年代，皇上做出的决定，内阁要是不通不过，也瞪眼没招。崇祯不是懦弱之君，他的暴脾气和难伺候是出了名的，但是身为一国帝王的他，却有太多无奈的时候，譬如打不赢鞑子，愿意订立城下之盟，割地赔款议和，这些他不是没有想过，也不是没付诸实施过，然而关内崛起的野猪皮欲壑难填，崇祯帝要一味隐忍退让，估计把龙袍脱给他们，龙椅让给他们也未必能行，他们要的是朱家皇室的生命。
这一点可用历史事实来佐证。历史上永历皇帝跑到缅甸对清鞑子还有多大威胁？抓住后仍然处以极刑，多年后大清坐稳了江山，康熙继位后，连朱家皇室后代中沾着边的毛头小子也不放过，理由竟然是虽没有造反之实，单未必没有造反之心，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呜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清鞑子对汉人皇室后裔之残忍竟至于斯！
然而崇祯帝最无奈的是缺钱少粮，缺兵少将，最后他竟然以帝王的身份带头发起募捐，可是当他跪求文武大员士绅商贾捐粮捐饷，救国救民于水火时，结果响应者寥寥，这不止是皇上的尴尬，更是帝王的悲哀与无奈。最后面对内忧外患，文武百官皆阳奉阴违，走投无路心力交瘁的他，只好跪向祖宗的灵位痛哭流涕，杀家斩口，然后用一根绳子来结束自己的帝王生涯。
现在的朱由崧与崇祯帝截然不同了，通过三个月的奋斗最起码有了制衡内阁的本钱，这三个月来他大刀阔斧，清洗厂卫，铲除马党，武力削藩，震动朝野，一个功夫帝王的形象横空出世，让内阁及东林派官员认识到皇权仍然至高无上，说二不一仍然是皇家专利，擅逆龙鳞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在皇权面前全都收敛了不少。
正因为如此，朱由崧才敢在朝堂议及阎应元等到京营任职之事，要是换成崇祯，估计那些内阁诸臣和东林官员当场就会让皇上没戏。
破格擢升江阴三公到京营任职，朱由崧既然在大殿上开了金口，内阁、兵部、吏部、枢密院、都察院等自然都不敢怠慢，不过他们可不认为皇上此举是任人唯贤，三个县城的典史小吏，按品级还得排在七品芝麻品之后，他们能有什么才能让皇上如此器重？这是托了什么人的门子，让陛下亲开金口？
这些贤相廉官当然得刨根问底，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更是不会放过，在他们眼中，皇上开后门托关系滥用职权也不行，于是散朝之后，内阁诸臣及礼部、兵部、吏部、都察院、枢密院的高官纷纷开始彻查江阴三公的履历档案及社会关系网。
可是，当他们将阎应元、陈明遇和冯厚敦的户口本往上翻了祖宗十八代，也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