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客厅里除徐虹外，还有张锋和另外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三四十岁，满脸菜色，衣服不整，象是刚从建筑工地收工回来，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短衣短裤，脏兮兮的，红黑的小脸蛋上挂着泪痕，正在好奇的翻看着报夹玩。
张锋见常雨泽进来，赶紧小跑着给他搬来一把椅子，殷勤的说：“大哥，您咋也来啦。”
“我刚听说。”常雨泽走到徐虹身边坐下，笑着关心的问，“徐虹，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你——过来干什么，局里不忙吗？”徐虹不解的问。
“单位没有多少事。刘乡长给我打电话说你来这里了，还说咱家有个亲戚叫徐姐的犯什么病了，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我就过来看看。”
徐虹皱了皱眉说：“那不叫接受治疗，是被乡政府强行关押进去的。”
常雨泽笑着说：“刚才刘乡长给我说了，他们乡政府本来是想做件好事，帮徐姐治治什么偏执型精神病。”
“什么偏执型精神病？徐姐根本就没有病！精神病院是什么地方，是给病人治疗的地方，不是用来关押人的地方！他们乡政府很清楚，为什么要送徐姐去精神病院，他们不是做好事，而是在犯罪，超越了他们的行事权力，随意侵犯他人人权，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09徐虹的亲戚2
常雨泽就害怕听见徐虹说法律方面的事情，一说起法律上的问题，她就特别叫真。
生活中充满了很多变数，这才是生活的复杂多样性，而徐虹遇到问题总是先以一个法律人士的眼光看待，世上万事万物无非两类，合法与违法，合法的事情都是平淡无奇的，而几乎每一件异常案件都会让她产生冲动，都想去纠正所谓的违法行为。就象会计人员见了错误数字就想重新核算一样，这可能就是律师们的职业病。
常雨泽笑着解释说：“刚才刘乡长和张书记都给我解释了，听说也跟你道谦了，是他们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考虑不周，做事不当，现在把人放出来不就得了。你也别太叫真了，自已气自已。”
“不是我做事太叫真，而是他们做事太荒唐，就为了防止徐姐上访反应乡里的问题，随随便便就把一个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不通知徐姐的亲属，不让她的亲属了解她的情况，世上哪有这样的荒唐事，即便罪犯入狱也要告知犯人的家属。”
“可能真是他们乡里的工作人员疏忽了。你不知道，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要差很多，素质高的都到市里来了。”
“这不是个人素质高低的问题，而是做人的基本常识问题，乡政府工作人员最起码也是公务员吧，基本的法律也要了解吧，随便关押人是违法行为。事情还不单是这样，刚才我带着徐姐的爱人去精神病院接徐姐，精神病院还不让我们接，大门也不让我们进，他们传话说不要说是徐姐的爱人不能接，就是她的爹妈来了也不能接，她是乡政府送来的，只能乡政府派人接出来。
这种事情真的很荒唐，很可怕，无论徐姐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首先应该是她的第一顺位监护人，是她的爱人、父母和兄弟姐妹； 第二顺位监护人是她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和朋友；最后才能轮到政府部门。
而现在是他们乡政府越殂代疱，不经过徐姐家属的同意，甚至是故意瞒着徐姐的家属强行把徐姐关进精神病院，这种行为只有法西斯才有。而精神病院不按正常的医疗程序办事，限制病人直系亲属的探视权和监护权。乡政府和精神病院随便拘役他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他们都是在合着伙犯法啊。”
常雨泽心中慌然，他无法面对妻子的质疑和指责，乡政府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严重点说是违法行为，而如果追究罪魁祸首，他在北京的截访工作也难逃“罪责”，他害怕妻子继续追究，害怕她再提及她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痛苦回忆，就尽可能的解释说：“我们也不能武断乡政府和精神病院做的不对，徐姐是否有病得看医院的诊断，再说，一个病人出院还得办理各种手续呢，精神医院不放人肯定是手续没有办好。”
这时，那个一直不作声的三四十岁的男人怯怯的插上一句话：“俺媳妇没有病，真没有病，警官。她跟俺生活十多年了，她有没有病俺还不清楚。”
张锋眼头很活，立即搂住那男人肩膀，阻止他多话：“老大哥，你不用再操心了，不管大嫂有没有病，俺大哥大嫂都过来了，就一定会把大嫂接出来。”
常雨泽不愿多呆一分钟，立即打电话给刘乡长，催他们赶快出发，他让徐虹坐在他的车上，张锋开车带着徐秀芬的老公儿子。
在车上，常雨泽笑着问徐虹：“这个徐姐不是咱家的远门亲戚吧？”
“当然不是咱家的亲戚，我只是刚好在精神病院碰到了她，她陪我说了一些话，我这样说是想让乡里快点把她放出来。其实也不算假话，都是姓徐，五百年前是一家还说不定呢。
你想一想，一个正常的家村妇女，上有老下有下，都需要她在家操劳，乡里却借口她乱告状把她关进精神病院，强行对她非法治疗，这对她是多么大的打击，对她的亲人是多么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