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就是你们新四军的改编问题，现在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乱象，这一次一定要有一个说法。
所谓的乱象就是，分散在南方广大地区的游击队，由于跟中央失去了联系，所以对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精神，理解起来差异很大。
有的地方，游击队员把中央派去的代表关押起来，怀疑他们是叛徒，打着抗日的旗号来骗他们出山。甚至已经有一个中央代表被杀了，如果拖下去可能会有更多的代表被杀。不过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好解决。
但还有一些地方，以为联合抗日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比如闽粤边游击队何鸣部，被国民党以改编为名直接骗出去解散掉。而湘赣边游击队在跟国民党武汉行营进行谈判的时候，答应国民党可以向部队派遣诸如后勤军官、副官等等。这时候恰值中央在国民党坚持派参谋长、高级参谋等问题上闹得很僵，这些乱象当然会引起中央的极大忧虑。
可以这么说，当初西安事变的时候，我跟江结時谈的是很不错的。双方都觉得国共再度携手，对于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紧迫、必须而且至关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对两党合作非常期待，也觉得我们为了国家民族多做一些让步没什么。
但是这几个月谈下来，我觉得我们还是幼稚了。实际上江结時之所以摇摇摆摆的变来变去，恰恰反映出他从内心深处不想跟我们合作。现在很明显，改编在我们看来是红军改编，而在江结時看来就是改编红军。这听起来似乎一样，实际上大相径庭。红军改编是我们变成国民革命军，两党联合抗日。但江结時的改编红军就是收编，就是我们投降，红军消失。
江结時坚持在经济上宽待我们，实质上还是他对付军阀的那一套，想用钱来把我们打垮。而对于党组织和边区政府，他也没有怀什么好意。之所以要在军事上严格限制我们，还不是打算等我们没有反抗之力的时候，一举消灭我们的边区和党组织。
所以这个谈判越谈，我的心里就越嘀咕。如果像有些同志想的那样，我们可以跟兄弟一样，同国民党携手御侮，这当然是好事。但江结時这样的心思，我们如果没有防人之心，那是要吃大亏的！
想到这里，杨星辰不禁叹了一口气。两党谈判是机密，虽然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这方面的消息，但实际上两党的龌龊、折冲，局外人一概不知。即使是杨星辰这样的红军团级干部，也是什么具体内容都不知道。中央只对大家进行了抗日救国的政治动员，具体两党谈判的情况，非常保密。这当然首先针对的是日本的情报刺探，毕竟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日本现在最关心的事情。
杨星辰现在就在想，这散布在南方几个省的红军，要想集中起来可真是一件难事。首先限于粮食困难，每个游击队的规模都很小，基本上都是几十人的小股队伍。要全部集中这一万多人，谈何容易。
而且这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集合的问题。游击队周边全是国民党部队，稍微一个移动被人家抓住空隙，就可能有不测之事发生。现在中央认为，南方的这些要点都是各个游击队搭上长期的牺牲甚至人命换来的，在军事上往往都是战略要地，骤然放弃实在可惜。
本来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但现在明摆着国民党和**根本是同床异梦，就不能不小心对方的各种暗算。一个极为简单的集中、移防，也不可能简单的对待了。杨星辰心想，我还真是幸运，要是这一次派我去山里面召集部队，可别再给那些战友们绑起来杀掉了，那可真他妈冤枉死了。
一路心事重重的到了南京，杨星辰知道杨才声现在应该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自己的母校，就乘上黄包车赶往黄埔路的中央陆军官校。
杨才声这段时间主要在庐山忙着军官训练团的事情，前几天才回南京，就住在军校。军校现在已经提前放假，学生们都走空了。正好利用军校的房子，杨才声跟一帮参谋人员，忙着订定各种作战计划。
这个工作前段时间一直是蒋白里在牵头进行，但日以继夜的工作很快就把蒋白里送到病床上去了。自从开枪自杀被抢救回来之后，蒋白里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了。毕竟谁的心脏中了一枪都不是好受的，能救回一条命算是很不错了。
这些计划多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要细化到每个师，大家可以把180再多次相乘，看看会有多大。当然要真的做那么细，累死蒋白里等人也办不到。只能说大致理出一个头绪，就很可观。杨才声看看这一屋子文件，估计怎么也得有几千份，摞起来有两三尺那么高。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大家可以想见工作量有多大。
整个军校大礼堂现在就好像一个巨大的作战指挥室，几十个参谋人员除了每天四五个小时的睡觉时间，全天都泡在这里。巨大的地图台和沙盘桌占满了这本来很宽敞的空间，这个原来显得空荡荡的大礼堂，现在是满满当当，连走路都要侧着身。
为什么军事上喜欢把一些作战计划叫做“想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从日语中直接拿过来用的词，这种现象在民国非常普遍。比如现在我们还在用的词：什么干部啊，派出所啊，其实都是这样。“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