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要收服这些人为己所用，他就只能吸取老长官冯老总的教训，采取一些实惠的手段，所以军人就都变成了政客。这说到底还是军阀的那一套，所以自然而然手下人就有了论资排辈、谁多谁少的思想。听说在当年整编的时候，宋的几员大将就达成了私下盟约，当时实际掌握兵权的是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和刘汝明四个人。他们当时就商定，如果部队以后有所发展，除开宋哲元是永远的首脑外，一定按照张、冯、赵、刘的顺序依次升官，决不随意变更。
所以张自忠就特别不高兴萧振瀛跟秦德纯他们后来居上。现在萧振瀛被挤出去了，秦德纯就特别不顺眼。更不用说冯治安凭什么分得河北省主席这块最大的饼。
这种私下盟约的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军阀手下都是这种心态，可是确确实实的。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我觉得主要责任仍然在宋哲元，很明显他为了控制住29军和冀察，用了一些政治手腕，这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非常明显宋哲元对张自忠比较特殊，因为张自忠的威信最高，宋哲元就不得不对张自忠多所让步。所以有人说是张自忠在宋面前多次排挤萧，才促成宋送走了萧，这应当是真的。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刘邦跟刘备如何用人，就明白了。
不过宋哲元的用人，在一点上要高于江结時。就是宋哲元喜欢用比自己强的人，在这方面老江明显不如宋哲元。当然，为了团结这些比自己强的人，宋哲元也不得不做出很多让步，很难像老江那样处处独裁。
在跟日本人合作这方面，实际上29军高层最支持宋哲元的，恰恰是张自忠。其他几个人，可能只有赵登禹比较支持对日持缓和态度。而秦德纯和冯治安等人，都很反对对日妥协。
所以宋哲元留下秦德纯主持总体外交，很自然张自忠非常不满，他怎么可能配合秦德纯。在这一点上其实就反映出宋哲元的态度，他跟张自忠在“以日压江”这个第一步上意见非常一致，但在第二步“倚江扛日”上出现了分歧。从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前后的表现来看，他很明显认为应该沿着那个第一步继续走下去，而宋哲元则不想这样走第二步。
宋哲元的新变化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他按照第一步的基调来走这第二步，就是正中日本人的下怀，那样就从钦日派变为真汉奸了。而张自忠却不这样认为，说到底他还是觉得自己有能力对付日本人，只会对中国的自身发展有利，而不会真的有利于日本。
这就要探讨在当时的一个大问题：反江和抗日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可以说这两个纠缠在一起的问题非常难以简单的评判，既不能说反江就一定对或错，也不能说口头高喊抗日就一定完全正确。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民国有一个新时髦：叫做反江抗日。不论是两广事变和福建事变，还是我们前面说的白坚武事件，打得都是这个旗号。大家不要一听到抗日就觉得一定是对的，实际上这些事变和事件的背后，经常活跃着日本人的身影。
这就是当时民国的政治现实。日本人支持这些反江抗日的势力并不是他们脑残了，而是这个口号是当时唯一可以引起大家共鸣的。如果谁要是举起反江钦日的大旗，那一定会被大家所唾弃。
造成这种局面就不能不说江结時自己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他不光是不能容**，他也不能容大部分的地方实力派。而这些地方实力派大多数还是接受中山先生三敏主义的理念的，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可以求同存异、结为一体的。但由于江结時的各种独裁，使得这些人统统都跟他翻脸。如果不是这样，**恐怕真的会被江结時赶得无处容身。
两广事变大家都知道的比较详细了，肯定听说过日本人支持了好多武器。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白坚武事件”，说说这个白坚武是个什么人。
实际上白坚武一点也不像很多人以为的就是一个张啸林那样的小流氓。这个人是吴佩孚的第一谋士，吴佩孚曾经准备在组建新政府的时候，推举这个白坚武出任国务总理。
这个白坚武是一个迷恋西方议会民主的这么一个人。也就是说他比较赞赏宋教仁先生的那一套，所以他就非常反感江结時要搞的法西斯独裁**。他不光这么想，他还有行动。他自己组建了一个法西斯组织（这就是讽刺，以他反对的思想来进行反对），借助日本人的支持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所以白坚武的口号就是反江抗日。
为什么要说这个无足轻重的（因为很快就失败了）白坚武事件呢？就是要探讨为什么宋哲元和张自忠会出现想从江结時治下分离出去的念头。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日本人，所有的这些反江思想也好、行动也好，不管是**，还是其他地方实力派，都不能说是错的。因为江结時要搞的这种法西斯**制度，比起中山先生提倡的宪政，大为不如。如果再要从宋教仁先生主张的议会民主来比，那就更加不如。
但是事情复杂就复杂在中国不是单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中国很不幸的有了一个恶邻：日本。因为日本人的存心不良，一切的反江都很可能被日本人利用来促使中国分裂。所以说宋哲元也好，张自忠也好，他们想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