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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说到卢水胡人盖吴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发动了武装起义，由于拓跋焘一开始并未把盖吴放在眼里，导致进剿的官军被起义军杀得大败，长安镇副将拓跋纥战死。一时间盖吴起义军声威大震，部众居然聚集有十多万人。而盖吴则自封为天台王。
不久，盖吴携大胜之威，兵分三路进取关中：西路盖吴派遣别部统帅白广平攻击新平（陕西彬县），安定地区（甘肃泾川北）诸胡群起相应；中路由盖吴亲自指挥，攻击临晋（陕西大荔县，名吃为红烧肘子，尤以黄河宾馆的最为正宗，香软酥烂，十分好吃）；东路盖吴联络由蜀地迁到河东地区（山西永济县，蒲阪）的薛氏豪族的薛永宗响应起义，聚众袭扰山西闻喜，部众也发展到数万之多。三路大军兵锋直指长安，一时间整个关中地区都为之震动。
不过老子有句名言“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说的一点也不假，盖吴起义貌似强大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首先，盖吴起义军首战告捷，人数成几何级数增长，聚众十万，看似声势浩大，其实一个巨大问题马上会摆到盖吴面前－－粮草！十万起义军对于粮草的消耗可不是小数字，而义军的构成其实就是原先粮草的提供者—平民，平民都放弃生产而闹革命，必然导致粮食匮乏，于是只能去抢粮，然后被抢的平民也被迫加入“义军”，继续抢其他平民。结果“义军”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一个地区粮食储备不够时，义军只能分兵去“筹粮”，所以盖吴派白广平西去，也可以看作是人数暴增后的无奈之举。
其次，陕北高原土地条件艰苦，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可以作为主食替代品的土豆是在大航海时代的公元17世纪后才由南美洲传入中国，在当时，这个地区是很难支持一支上十万人的大军的补给的，于是盖吴只能来到富饶的关中平原“吃大户”，这无疑使起义军丧失了上一章所说的“地利”，放弃了陕北高原的山地来到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武器简陋的起义军又如何是北魏铁骑的对手？从这一点来说，盖吴的战略眼光比起赫连勃勃就差的太远，当年赫连勃勃就没有急于进取关中，而是不断在山区打游击，蚕食强大的后秦帝国的实力，然后慢慢发展壮大的。
而拓跋焘在吃惊于盖吴势力的迅速扩大之余，当然也看出了对手的破绽所在。于是拓跋焘紧急征调高平镇（宁夏固原县）的敕勒骑兵（高车族骑兵）入卫长安；并命令将军叔孙拔统领并、秦、雍三州的军队屯驻渭河以北，迎战盖吴；同时命令同为河东薛氏子孙的薛拔（其父薛谨曾任北魏河东太守）纠集宗族乡里百姓，在黄河边上建造营垒，切断盖吴和薛永宗的联系（以薛氏子孙对抗薛氏子孙，却也是对症下药）；命令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率领两万精锐骑兵，讨伐薛永宗，不久，拓跋焘本人秘密来到拓跋处直军营，亲自指挥平灭这场关中民变。
当然，在布置完关中平叛战略后，拓跋焘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对手刘义隆。在盖吴起义中，刘义隆可没起什么好作用，居然对盖吴加官进爵，还派使者给盖吴一百二十一个大印，让他随意加封官员，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拓跋焘从国内六个州中遴选两万精锐骑兵，交予永昌王拓跋仁和高凉王拓跋那，分两路劫掠刘宋帝国边境，抢夺边民充实河北。拓跋仁和拓跋那劫掠之余，还给刘宋边境兖州送信一封，诙谐地要求去太湖游玩狩猎。兖州府回信答复到：“你们想来我国参观风土教化，我们会设置旅馆接待，并交由有关部门负责办理，我们还为你们准备了生肉糙米，管饱管够！”北魏和刘宋双方大打嘴仗暂且不提，我们接着把目光转向北魏帝国的西部平叛前线。
公元446年春正月十四日，北魏皇帝拓跋焘带领的数万精锐骑兵把河东薛永宗的叛军围了个水泄不通，薛永宗就地修建营垒，抵抗官军。此时崔浩就在拓跋焘身边，他建议到：“薛永宗应该不知道陛下亲临前线，他们的军心必定放纵松弛。现在正是北风又急又快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此机会赶快攻打！”崔浩是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的大谋士，但在攻击薛永宗的建议却让人摸不着头脑，就算拓跋焘不在军营之中，面对北魏强悍的正规军，薛永宗纠集的乌合之众应该也不会“放纵松弛”吧。另外，北风“又快又急”和“立即发动进攻”似乎也没有必然联系，估计和“命理”等神秘学有一定牵扯，那就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了。
不管怎样，拓跋焘一如既往的接纳了崔浩的建议，没有给薛永宗任何喘息之机，战斗随即爆发。不出崔浩所料，薛永宗纠集的民兵乡勇怎能是武装到牙齿的北魏正规军的对手，一场大战，薛永宗彻底失败，只好率领全家人投入汾河自杀。和薛永宗一起起义的同族人薛安都此时在黄河对岸的弘农驻守，听到薛永宗兵败自杀的消息，自知不是拓跋焘的对手，于是放弃了弘农，向南投奔了刘宋帝国。
到这里，我们要介绍下河东的薛氏家族，这个家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根据《魏书》记载，薛氏家族是从蜀地迁到山西汾阴的。虽然史籍上没有明确指出薛氏家族到底从属于那个种族，但是从“蜀地迁出”的暗示，薛氏家族极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神秘的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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