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北魏帝国在拓跋浚的领导下，对帝国的国策进行战略转型，全面停止战争，勤修内政，而首先做的就是重拾人民宗教信仰，并借助佛教平复人民情绪，稳定社会结构。
在解禁佛教以后，拓跋浚还大力提拔汉族官员，提升北魏帝国官僚机构的管理水平，通过儒家思想治理国家。
在拓跋焘后期，曾经发动过“崔浩案”，把崔浩所在的崔氏家族以及许多汉人望族连根拔起，狠狠打击了汉人在北魏官僚体系内的势力。我在“星落平城”这一章中曾分析到，归根结底，还是崔浩在汉人争取在北魏政府中的政治地位的运作中，走的太过激进，导致北魏朝廷鲜卑贵族的反击，拓跋焘是个政治生物，权衡利弊后才对崔浩为代表的汉人官僚集团痛下杀手。
但国家要治理，就需要大量人才。在拓跋浚执政期，就不得不再次重用汉人，为帝国效力。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高允。高允当年就和崔浩一起修《国史》，和当时太子拓跋晃的关系很好，崔浩被判死刑之时，高允还在朝堂之上跟拓跋焘据理力争过，在拓跋晃力保下才免遭遇难。不过从另一角度讲，高允当时也是位微言轻，拓跋焘没感受到高允的威胁，所以也就放了他一马。在拓跋浚一朝，高允被重新启用，被提升为中书令（宰相级别）。拓跋浚十分器重高允，平时经常称高允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士为知己者死，高允也尽心尽力为拓跋浚在治理国家中出谋划策。史载高允喜欢直言相谏，朝廷内有什么举措不得当时，高允就立刻求见拓跋浚。而拓跋浚总是屏退左右侍从，单独一人和高允商谈。有时，从早谈到晚，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来。高允说话有时言辞激烈、切中要害，拓跋浚听不下去，就命令左右侍从先把高允搀扶下去休息，但他始终对高允很尊敬。
一次，有人直接上书，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文成帝拓跋浚看完后跟大臣们说：“君王和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错，儿子应该不会把过失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劝谏，而会在偏私之处和父亲面谈，以保全父亲的颜面。臣下侍奉君主，又何尝不是这样？君王有过失，臣下不能当面陈说，反而用上书的方式进行公开劝谏，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于世，以显示自己的正直吗？像高允那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朕有了过失，他没有不当面直接批评的，甚至有些话，朕已经难以接受，但高允并不回避。朕由此知道自己的过失，但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忠心吗？”
拓跋浚一席话，其实道出了政治生活或者说职场生涯的真谛，在和老板对话时，应该做到意见到位，但一定给老板留足面子。这可不是所谓的职场“厚黑”学这么肤浅，《淮南子》有云：“恃亲而不恭”，在帝制的社会中，如果不加强帝王的绝对权威，其行政效率必然下降。看现今的美国社会，应该算是比较平等吧，但在美**中，军官和士兵就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这种等级制度的划分，就是使士兵对军官产生一种敬畏，这样在残酷的战争中才能做到令行禁止。职场中的企业管理也遵循着同样的原理。
有人会说魏征和唐太宗不是这个理论的反例吗？其实这是大家对于这对君臣片面的理解。魏征原是李世民的政敌太子李建成的谋士，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被杀，魏征本求一死，但李世民并未杀他，而是把魏征收为己用。这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很微妙，李世民政变上台，很想修改自己在后世中的形象，于是对于“魏征”这样政敌阵营中的标志性人物就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宽宏大量”，你越是骂我，我越不杀你，“魏征”就变成了李世民的一块荣誉勋章。当然，这种“勋章”只有魏征这样没有政治号召力的人才担当的起，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子嗣，也就是李世民的侄子们，这位唐太宗还不是拉下脸来杀了个干净；对于魏征来讲，一开始应该是想通过骂李世民来求一死，从而给旧主李建成殉葬，以保全自己忠义之臣的气节，后来李世民治理下的王朝蒸蒸日上，魏征死意渐去，其“直言进谏”的风骨中确实隐含有“沽名钓誉”之嫌。李世民和魏征这对君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试想魏征如果面对的是李建成的话，应该不会如此“出言不逊”；而李世民治下也只有一个魏征，其他大臣又有谁敢如此不顾及李世民的面子而“直言进谏”呢？
所以，拓跋浚讲述的观点，才是维持统治和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拓跋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断用汉人的思想和治国理念武装自己，小心翼翼地治理着国家。
除了礼佛和重用汉人外，拓跋浚还依法治国，惩治贪官污吏。拓跋浚增设内外候官，专门负责监察内外官员，对于违犯有关禁令的官员，则严加讯问和惩治。各部门官吏贪污二丈布帛便要处死。又增加律令七十九章，满门诛杀的刑罚有十三种，大辟罪三十五种，徒刑罪六十二种。
不仅如此，拓跋浚还深入司法第一线，亲自受理案件，使帝国法律和改革措施深入贯彻执行。《魏书》记载北魏定州刺史许宗之贪赃没有节制，平民马超指责许宗之，结果许宗之把马超活活打死。事后，许宗之害怕马超家里人告状，就上书皇帝拓跋浚，说马超诋毁、讥讽朝政。拓跋浚说：“这一定是虚假的。朕为一国之主